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
这个道理，汉代的思想家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许慎《说文解字》释一曰：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王中江、廖名春等教授认为，有应是指的天地(3),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道家哲学一般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亦即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有这个概念来讨论有无之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从或开始的宇宙演化，经形上之气的过渡阶段，最终落实为形下之有,展现了一个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更为哲学化的解释系统。《老子》第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第六，《恒先》中有浊气生地，清气生天之语，表明在作者看来，天和地分别由清气和浊气演化而来。《恒先》的出土，让我们见识了道论之外还存在过另一种独特的解释系统，这个解释系统中既没有主导人们思维的道,甚至也没有人们熟知惯用的天地万物等概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以恒或无有气为构架的宇宙演化的解释系统，这无疑是一个更为哲学化的解释系统。
气之所以能起到这一过渡作用，是因为气是一种混沌状态的存在，是介于有和无、形上和形下之间的存在，它没有具体的形质，但又并非空无所有，它内在地蕴含着化生出形下世界的潜能和趋势。气的出现标志着《恒先》的宇宙生成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距离形下世界的出现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
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
这两份评传，机智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
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
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公山不狃和佛肸（xi）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
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隐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
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
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
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
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
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
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
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